最近，刚到新洲区法院报到的我（小郑），见证了一场特别的执行调解。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不仅是街坊，还是多年的工友，却因为一笔拖欠多年的劳务费关系破裂，最终闹上了法院。

图为执行员在做调解工作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：被执行人赵某是名包工头，申请执行人朱某因为同乡的情分，常年跟着赵某的工程队在外务工。可近些年，赵某因工程项目资金周转出了问题，陷入连环债务，不仅付不出朱某的劳务费，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顿。而朱某呢，年纪大了，做不了工地上的重活，近几年一直入不敷出，急着讨回这笔劳务费维持生计。

执行立案后，我的师傅袁火林——他也是这起案件的承办人，主动和双方联系。接到师傅电话时，赵某说：“我愿意还这笔钱，不然今年年初也不会特意给他补欠条。但我现在确实困难，希望法官能帮忙调解下金额。”不仅如此，赵某还主动联系朱某，希望他到法院来，再商量商量还款的事。

看到当事人这么配合，初来乍到的我本以为调解会顺顺当当，没料到接下来竟是一场长达四个小时锱铢必较的“拉锯战”。

这起案件的执行标的是10000元。调解一开始，师傅先向朱某讲了赵某的财产状况，问他能不能适当减免些。朱某说：“那就给9000块吧。”之后师傅又问赵某，能不能给到9000元。赵某说：“我现在最多能凑到7200元。”一听这精准到有零有整的数字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意识到这事不简单。

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，任凭师傅磨破嘴皮，朱某咬死9000元不松口。赵某东拼西凑一番，把能履行的金额一点点提到7500元，剩下的1500元，像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，横在调解中间。

图为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

我和师傅都能看出，被执行人是有还款意愿的，可要是双方都不让步，不仅达不成和解，还会让两人的矛盾更深。

正当我犯愁时，师傅开口了，说要主动回避，给双方留些私人空间自己协商，还让我留在旁边见证。

看着师傅果断离开的背影，我心里直犯嘀咕：师傅走了，这调解还怎么往下进行？没想到，师傅离开后，调解室并没有冷场。我看见赵某主动挪到朱某旁边的座位上，跟他聊起工地上打桩的趣事，说起以前工友的去向。聊到动情处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气氛缓和了不少。

接着，赵某向朱某倒起了苦水：“老朱，我这几年生意亏得厉害，是真没办法。咱俩这么多年交情，我哪能不想还你钱？就连这七千多，也是我凑了好久才凑出来的。孩子得了疝气，等着做手术，我先把这钱给你，之后还得出去打工凑孩子的医药费。”说着，赵某还把手机里孩子的诊断书照片给朱某看。

朱某愣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琢磨了一会儿说：“那你给8000元吧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不能再少了。”赵某赶紧拿起手机，又打了几通电话东拼西凑，又凑到400元。可金额到7900元时，朱某像是铁了心不让步了，低着头看手机，不再说话。

这时，师傅不知啥时候回来了，在一旁提醒：“要是还达不成和解，就得依法对赵某采取拘留措施了。”朱某依旧沉默。就在我们以为调解要失败、准备联系送拘车辆时，朱某长长叹了口气：“7900就7900吧，必须今天给。”这场漫长的执行调解“拉锯战”，总算结束了。

送朱某出法院大门时，他高高举起手，用力朝我和师傅挥手道别。我注意到，他的目光扫过站在我们身后的赵某。就在我们以为他会转身离开时，朱某突然喊了一声：“老赵，走了……”

回办公室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问师傅：“您中途为啥要离开啊？就这么相信他们能自己协商好？”

“要多听、多看，这俩人情谊尚在。”师傅笑着说。

“调解真是门学问。”听着师傅的话，我由衷感叹——新人小郑，今天可算长见识了。（文中为化姓）